舌难传语笔能通 笔舌澜翻意未穷

梅州网  www.meizhou.cn  2022-03-30 11:05   来源: 梅州日报
[报料热线] 2301111 13411225588 [报错有奖] 2278888

  所谓笔谈,谓书面谈话。亦即通过书写进行交谈。在历史上,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朝鲜,虽然语言与中国不同,但文字相同。所以自古东亚文化圈内的人士交流时,常常用文字交流,于是便有了“笔谈”这种交流方式。这是汉字文化圈内士人交流的一种常用方式。笔谈在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晚清一批客籍人士与日本文化界的笔谈交流,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两国建交。1877年,中国派出第一批驻日公使,广东大埔人何如璋为正使,浙江慈溪人张斯桂为副使。以何如璋为大使的驻日公使进驻日本后,当时一些喜好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士慕名前来交流,因为双方都不会对方的语言,所以他们的交流多以笔谈进行。1878年2月间,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等初次会面,就进行了笔谈,内容包括中日关系、日本汉学及社会问题等。

  这种笔谈交流,没有语言交流的高谈阔论的喧哗,只有无声的书写与偶然会心的微笑或颔首,交谈者形同哑巴,时而以手摹画,时而相视而笑,不停地在纸上涂写。或者,两人觥筹交错,以笔代语,一声不发。笔谈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笔谈的内容大多不含政治目的,主要以诗文为主,兼及两国的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甚至是一些琐事,可谓包罗万象。正如黄遵宪所言,“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

  在笔谈活动中,黄遵宪处于中心位置。黄遵宪在日本交友甚广,包括伊藤博文、陆军卿大山岩、冈千仞、源辉声等,而与源辉声最为亲密。黄遵宪根据友人笔谈的内容,初步了解日本社会,同时日籍人士也为黄遵宪提供了许多资料,这成为他撰著《日本国志》的基础。

  当年笔谈的时候,彼此都在纸张上进行一问一答的方式书写,由此形成大量的笔谈文献。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笔谈交流的文献多已遗失,但仍然有不少被保留下来,被人陆续发现并结集成册。这些文献中较为著名的是《大河内文书》与《宫岛诚一郎文书》。

  《大河内文书》指的是日本人大河内辉声与中日韩文人进行笔谈的资料集。大河内辉声(1848—1882),江户(今东京)人, 是中国文化的钦慕者。其祖上皆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受此影响,大河内辉声对中国文化充满敬仰之情,与中国人吟诗笔谈,乐此不疲。首任公使何如璋驻日后,大河内辉声是较早主动拜访的日本友人之一。他“陶然心醉,于是来往无虚日,谈笑戏谑,以至彼我相忘”。他经常赴使馆笔谈,“终日不知倦,纸迭作丘,奇论成篇”。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加之有钱、有闲,这些因素促成了《大河内文书》的诞生。《大河内文书》笔谈发生的场所包括大河内的私宅、料理店、公使馆以及一些寺院内。

  与大河内辉声进行笔谈的人士包括:何如璋(公使)、张斯桂(副公使)、黄遵宪(公度)、廖锡恩(枢仙)、沈文荧(梅史)、王治本(桼园)、王仁乾(惕斋)、王藩清(乐仙)、杨守敬(星恒)、潘勉骞、梁诗五、黄遵楷(幼达,遵宪的弟弟)、吴丹墀等。大河内辉声与中国人笔谈不分身份贵贱,一视同仁,与其笔谈的人员中甚至还有使馆里的仆役。在《大河内文书》中,交流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民间人士,一是中国的外交使者。这些使者主要来自浙江与广东,大约有58人,其中来自浙江的10人,以慈溪、余姚为主。其余是广东人,这里面多以客家人为主。

  大河内辉声有意识地收藏这些笔谈资料。每于笔谈结束的当天晚上,大河内辉声把问答的纸片编辑好,叫裱糊匠裱订好。这些资料一直存放在日本的平林寺,直到1943年被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发现并对其进行了整理。《大河内文书》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记载的笔谈累计667次之多,是笔谈资料中少见的一种。大河内辉声的笔谈持续时间为1875年-1880年。大河内辉声生前已对笔谈作了精心的整理,在每次笔谈的卷首用朱笔标有序号,并且注明笔谈者、笔谈时间、笔谈情景。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出,大河内辉声几乎每天都在交流文化。笔谈有时候甚至是一天数次。《大河内文书》涉及有关明治时代日中两国的政治、风俗、学术、文艺、语言学以及其他种种内容,是研究明治史与日中关系史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也是有趣的文艺作品。实藤惠秀在《大河内文书》扉页上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不断进行笔谈的珍贵记录。论文、作诗、问俗、话风流,这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蕴含着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

  1964年《大河内文书》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后来,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与实藤惠秀合作,从中挑选出黄遵宪与日本朋友的笔谈这一部分内容,专门出版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201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由王宝平主编的《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

  另一部重要的笔谈资料是《宫岛诚一郎文书》。《宫岛诚一郎文书》也是何如璋、黄遵宪等公使成员与日本友人交往的重要材料。这份资料比《大河内文书》更丰富、史料价值更高。其收藏者宫岛诚一郎(1838-1911),出生于江户时代一个藩士家庭,从小受到汉学训练。宫岛研究东亚局势,认为有与中国亲善的必要。1878年,何如璋成为驻日公使不久,宫岛便与使馆成员建立了友谊。1880年,宫岛与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等成立“兴亚会”,主张中日联合。宫岛1878年2月与何如璋等会晤进行笔谈,后与黄遵宪见面后,相见恨晚。其后二人过从甚密,两人经常一起笔谈。黄遵宪宫岛笔谈资料内容丰富,是研究黄遵宪的文学、史学、外交、思想等的珍贵资料,同时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黄遵宪也在与宫岛的交往中结下了友谊关系。

  宫岛也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撰写提供了材料。黄遵宪回忆,“遵宪来东,士大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正是这些通汉学的日本汉学家,提供了许多写作材料。黄遵宪在日本四年多,通过诗歌唱和,笔谈进行交流,为《日本国志》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宫岛又先后任职于修史馆与宫内省,因此有条件为黄遵宪提供写作资料。有关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黄遵宪等的笔谈,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

  除了上述两部笔谈资料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笔谈资料。如冈千仞与中国人的笔谈资料,增田贡与中国人笔谈的资料等,这些都被后人整理发表,都被收入刘雨珍编校的《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中。

  这些公诸于世的笔谈资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其参与者多是使馆人员。而在清代的幕僚体制下,为官者常常以有亲缘或地缘关系的士人组成自己的团队。第一任驻日使馆大使是来自大埔的何如璋,所以整个驻日使馆中多以梅州客家人为主导,因此,从细处而言,这些笔谈资料也是客家人参与中日文化交流实践活动的见证。对于当时参与笔谈的客家士人而言,通过笔谈,了解更多的信息,对于他们以后个人的职业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根据王宝平教授的研究,首任驻日公使客籍群体中,何如璋的次子何其毅、何其毅的家教梁诗五、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楷等,都曾屡次参加笔谈,这些人日后均进入了外交界,这与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笔谈资料是中日文化交流过程留下的宝贵史料,对其进行发掘研究,必然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对于梅州近代客籍人物,例如何如璋、黄遵宪、梁诗五、黄遵楷以及其他旅日客家人群体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夏远鸣

责任编辑: 黄书滢

>>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