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召晖创作于1985年末至1986年初的小说《师范生》，主要讲述了江南师范专科学校的一群师范生毕业前半学年的生活，表现了他们为在学校就业分配方案中获得更多利益而作的“努力”。他们在面对就业、爱情、友谊等问题时，提前遭遇成人社会的“磋磨”，逐渐褪去青春气息，最终“各得其所”。

　　鲁迅精神对黄召晖创作产生了鲜明而积极的影响，从《师范生》暗含的寓言意义和文本“编码方式”便可看出。小说中，丁一帆在实习时不愿按照指导教师黄卫东设计好的教案授课，他擅自改变既定的教学内容，向学生传达自己对《狂人日记》的“寓言式”理解：狂人发狂后，发现人间遍地走兽，而“真人”却为人间所不容。丁一帆的讲解不仅不被黄卫东认可，也不曾打动听课学生，为此，他还被黄卫东举报扰乱教学秩序，险些断送前程。“狂人”代表独立自由的人格和思想，以是观之，丁一帆身上潜隐着鲁迅笔下许多不被所处时代接受的“狂人”影子。事实上，丁一帆之外，在深圳为罗素兰打抱不平的李静夫，拒绝“前途无量”的学生会主席洪伟求爱的白梅，坚强面对自己过往“不堪”经历的杨柳，乃至被官僚气息浓厚的黄冷果鄙夷知识分子气息犹存的副校长陈洁雅，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狂人”气质。

　　更值得深思的是，《狂人日记》的“小序”和“日记”之间存在文白语言及新旧思想两方面的对立，这一对立暗示了狂人“被治愈”的悲剧，表现“狂人”被“治愈”的过程，正是《师范生》的叙事试图采用的编码方式。被黄卫东举报后，为保住前程，丁一帆选择向黄冷果、黄卫东等人妥协。就像《狂人日记》的大哥为狂人病愈而感到欣慰，丁一帆的转变也被黄冷果等校领导认为孺子可教，是思想教育成功的典范。此外，曾经天真、诚恳的李静夫最终成功利用“潜规则”威吓黄冷果，令其误认为罗市长是自己的“后台”，以此达成到深圳第二中学工作并与女友相聚的目的；《过河卒》的编者共同决定撤下揭露洪伟恶行的文章，改登回忆校园生活的散文，让虎溪文学社和《过河卒》“完美”谢幕。

　　从小说后半部分的层层反转和种种意外事，似可窥见作者制造“狂人们被治愈”这一隐喻时的煞费苦心。为了自身的前途和出路，这些师范生的选择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们理应不必如此：教育本为“立人”而来，可现实是毕业生必须在离开象牙塔前，将尖锐的青春棱角打磨圆滑，以便适应“从来如此”的社会惯例，获得“到某地候补”的资格。但作者并未满足于呈现时代景观，而是力图通过书写1980年代青年的生活，体察历史发展的脉络，寻找社会改良的契机。这种“契机”被他寄托在小说中那些未被“治愈”者的身上，比如陈洁雅那样的拒绝官场习气侵蚀和浸染的正直知识分子，又如经历过人间险恶与人情冷暖、拥有了更强大内心的杨柳和白梅，他们将在未来成为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某种意义上，创办《过河卒》的师范生们，终于成了象征意义上的“过河卒”，他们的毕业季生活，镜鉴出1980年代的光与暗，也昭示出作者对未来的希冀。

　　总体而言，黄召晖借由创作《师范生》参与社会改良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意图已相当明显。在写作时，他怀抱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去凝视笔下的师范生，触及其时师范教育面临的困境：一群即将毕业的师范生，却鲜有成为基层教师的热情；为在就业分配中得到更多利益，竟有那么多师范生忘却善良本心；本应负有培养高等教育人才重任的师范学校领导和老师，居然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借此，作者抛出了新时期教育改革该往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至此，可以说黄召晖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经验以及自己对时代的认知感受，通过《师范生》的创作，展现了一代青年的现实热忱和未来期许。

　　□李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