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阳　冯丹俏

　　“优等生”被“下放”

　　大清乾隆三年，粤东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县级行政区域——丰顺县。现在人们一说到“建县”，就容易联想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热闹景象。但是，对于刚刚从揭阳县划归到丰顺的汤南镇罗姓族人来说，脸上不见得有些许喜悦的神色，相反有一丝丝的担忧。这不奇怪，在他们的感觉里，自己就好比是一个优等生突然被“下放”到了一个“普通班”，内心有些空落落的：丰顺“套路深”，我要回揭阳。

　　说汤南是“优等生”，也是恰当的。当时新设置的丰顺县是一个山区县，山多地少，地瘦人贫。而汤南地处潮汕平原的外围，是平原到山区的过渡地带。榕江北河和龙车溪穿镇而过，亿万年泥沙的冲积形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小型平原。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丰富的水资源，给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极大的生活便利。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路运输有着巨大的优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榕江北河还是繁忙的水上运输通道。罗姓族人临水而居，除了农业发达，足以养活罗姓宗族的上万人口之外，还通过榕江北河构筑了与潮汕交融的商业网络，发展了经济，富裕程度明显要高于其他地区。

　　50年科甲之约？

　　于是他们提出了划归揭阳县的请求，理由也很“优等”。 一是地域问题：“（丰顺）北方崇山峻岭，客家习俗，语言不通”“（罗姓）习农学艺，商贾买卖，皆趋潮汕”。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之外，交通不便也是一大原因。哪怕是走潮梅官道，也要翻越崎岖险峻的莲花山脉，才可以到新县城丰良镇（以前叫汤田）。而汤南区位优势明显，到揭阳一路坦途，水陆皆可； 二是科举问题：“罗氏宗族向来世代簪缨，科甲蝉联，若划归丰顺县，恐仕途闭塞，科甲无望” ——他们认为，罗氏宗族是世代出官的仕宦之家，在科举考试当中接连出彩。现在的罗姓族人，口口相传的是“一门三进士，两协一天官”的荣光。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在满清时期，大约每一千万人口中才会有三个进士，“一门三进士”之荣耀可想而知——这足以体现出罗姓人满满的自豪感。但如今，在新建的丰顺县里，他们担心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清朝末年，广东珠三角地区持续多年的土客大械斗，造成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歧视客家人，不给合规的客家人参加科举考试资格。在封建社会当中，种种力量利用自己的威势，制造不公的事也是存在的。于是，官府只好与罗氏签约：“罗家如划归丰顺县后，五十年内如无殿试科甲，则可重归揭阳县。”——这就是罗姓族人口口相传的“罗家约”。 后来，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汤南罗龙光会试中五十四名贡士，殿试高中三甲第四十三名进士。至此，罗家约成，汤南永归丰顺县管辖。

　　官府与罗氏的“妥协”

　　然而，对于罗家约的真实情况，质疑者亦是有之，其中包括了现今汤南罗姓族人。因为这个故事源自汤南罗姓，信息来源单一，清朝时期丰顺官方资料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唯一可以参考的是《丰顺县志》这样一条内容：罗家约，旧名上阳。上阳，即是现在的汤南镇，罗家约是丰顺建县之后，当作地名存在的。除去地名上的含义， “罗家约”有“约定”的意思，又跟“官府与罗氏约定”相吻合。据此分析，笔者认为，“罗家约”很可能只是一种口头上的约定。

　　事实上，地方政府并没有划归辖地的权力，因为涉及户部管理的钱粮户口，这也从丰顺县的设置可以看出来。乾隆二年（1738年），两广总督鄂尔达巡视潮州府海阳县丰政都通判府（在今丰良镇）后，上表具奏户部，应请丰政一都，并割嘉应、大埔、揭阳各邻近地区的田粮户口，于通判府城所在地开设县治。乾隆三年获得朝廷准许，乾隆皇帝钦定县名为丰顺，县署驻丰政都汤田（今丰良镇）。作为两广最高行政长官的鄂尔达，尚且要表奏朝廷批准，其他地方官自然也没有这个权力可以把汤南划给揭阳县管辖。丰顺县的设立，还是乾隆皇帝的钦定恩准，如果私相授受，则是欺君大罪无疑，后果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地方官府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新县的设立，主要是因为“民众据险抗粮抗差，偷矿造反”。而目前，首要任务是团结各方，增加区域认同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一个人口过万的罗姓宗族，带头挑事，会使得地方官府焦头烂额，难于应付，搞不好甚至会罪及己身。于是，地方官府放下身段，和罗姓达成口头约定，则成为一种可能——这当然是权宜之计，没有文字记录，自然不会有真凭实据，事后也可以一推了之。这也是清朝官员常见的“推太极”手法——清朝官员变动频繁，五十年后，他们肯定不会再当这个官，甚至能否活到那个时候也很难说。而五十年的时间，历经两三代的繁衍，足以让罗姓族人逐渐淡化对揭阳县的归属感，而增加了对丰顺的认同。当然，罗姓族人的收获也不小，他们获得了地方官府的重视，担心的科举不公的事情，也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