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如先

　　每个民系都有自己标志性的史诗故事，客家也不例外。1950年，客家学研究大师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著作中，娓娓讲述了见于客家人谱乘记载的、许多客家地方口口相传且深入人心的“葛藤坑”故事。实际上，罗香林先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在其《宁化石壁村考》一文中揭示，客家民系形成的独特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肯定了客家人背侄挈子的仁爱情怀。“葛藤坑”故事是否借用、是否真实也就不重要了。此后，罗香林先贤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但“葛藤坑”故事是否可视为世界客家核心区闽粤赣边的客家人共同的认同标志尚缺资料支撑，而且罗香林先贤讲述的“葛藤坑”故事又容易让人误以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

福建省长汀县三洲镇戴氏家庙。

　　笔者近期在以福建省长汀县三洲镇为视点进行移风易俗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过程中，再次翻阅了三洲镇戴氏《闽汀戴氏群芳谱》的家族文献。该文献由三洲镇戴玉堂前辈担任总编。戴老根据祖传手抄《老谱》的记载，曾于1993年主持编纂了《闽汀三洲戴氏族谱》。《闽汀戴氏群芳谱》的许多人物资料即源自《闽汀三洲戴氏族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笔者在《闽汀戴氏群芳谱》文献中惊奇地发现了又一版本的客家妇女背侄拖儿资料。“（元朝）七世寿可公——兄弟情义深。字仁甫，五九郎公子，念三郎公孙。生于宋景定五年甲子，卒于元至元六年庚辰（1264-1340），妣俞娘。因三弟原敬遇寇乱被害，抚其遗孤应寿侄，胜似己生，侄比己儿大六岁。一年匪又至，全村逃命，俞娘背负应侄，手拖己儿奔逃。有人问俞娘曰：为何侄儿年大用背，己儿年小手拖？答曰：侄儿无父不可再生，我儿尚可再生。乡人歌曰：背侄年大拖儿小，为何大小作颠倒。唯恐伤侄后嗣断，骨肉情深道义高。”

　　这则文献内容虽然与罗香林先贤所讲述的“葛藤坑”故事略有出入。比如主角只有客家妇女，没有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也没有了葛藤这一元素，发生时间是在元朝年间，而不是唐末，背景是元代因寇乱，从今三洲镇一带出逃避难，但客家妇女挈儿背侄的大爱主题是完全一致的，这才是关键之处。因此，三洲镇发现的史料仍可以视为“葛藤坑”故事的闽西版。其意义也非同寻常。

　　一方面，该文献资料填补了闽西客家“葛藤坑”故事研究的史料空白。众所周知，客家“葛藤坑”故事在石城至石壁沿线一带有故事流传，在粤东一带也有故事流传，而且经由陈靖云进行了挖掘整理。“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挂葛藤、菖蒲、艾草。挂葛藤、菖蒲的习俗来自‘走黄巢’的传说。相传黄巢是位神奇人物，他用神马和宝剑追杀贪官污吏。为避免误杀，他让百姓在自家门口挂上葛藤，以示平民身份。除去罪魁祸首之后，宝剑就长成极似青锋宝剑的菖蒲。那天刚好是端午，后人便在每年的端午挂葛藤、菖蒲（象征祛除不祥之剑），以纪念黄巢的救命之恩。端午节后，当地老人把挂在大门前的菖蒲取下，把它的根部切成片，用红布包裹成三角形的‘法符’，称为‘黄巢符’，挂在家中小孩衣服上，据说就可消灾纳福，使孩子健康成长。”唯独今闽西一带之前一直未新发现有关资料。因此，这一资料的发现具有填补史料空白的意义。三洲戴氏家庙不是“葛藤坑”故事的原发地，“葛藤坑”故事应是由宁化石壁一带传入。

　　《闽汀戴氏群芳谱》载：“（三洲戴氏开基祖戴均钟）年廿六时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由江西浮梁负安公神像，千里跋涉，流寓福建宁化石壁，复迁长汀宣德南里（今三洲）辟土定居。”如此不仅有力证明了作为世界客家核心区的整个闽粤赣边地区确实存在共同的本民系认同，也证明了石壁在客家世界确实具有祖地的代表地位。

　　再一方面，该文献暗示最迟至元代客家民系已经形成。如果说罗香林先辈讲述的“葛藤坑”故事暗示的是客家民系生成在唐末、宋初步伐加快的进程特点，那么三洲版的“葛藤坑”故事则暗示宋、元之际客家民系业已形成。这两则故事实际上完整回答了客家民系形成的完整时间段问题——唐末宋初至宋末元初。

　　附：客家“葛藤坑”故事

　　在粤东一带，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挂葛藤、菖蒲、艾草。挂葛藤、菖蒲的习俗来自“走黄巢”的传说。相传黄巢是位神奇人物，他用神马和宝剑追杀贪官污吏。为避免误杀，他让百姓在自家门口挂上葛藤，以示平民身份。除去罪魁祸首之后，宝剑就长成极似青锋宝剑的菖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