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其识人和用人的智慧一直为人所称道。故而，他也清楚，在复杂的官场当中，自己对人物哪怕是很含蓄的批评，也容易引出些动静来。然而，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之间大胆而隐秘的私人谈话，赵在《能静居日记》中，却没能仿效老师谨小慎微的做法，记下了曾对相关人物的评论和政事时局看法等敏感的内容——这也为研究当年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曾国藩在谈到徐海道道员高梯时，顺带评论了时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高梯）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高梯是丁日昌赏识的官员，他的徐海道一职就是丁日昌所举荐。一句“诈人”，再加上之后对丁的一句“宵小”的补刀，让人觉得，曾国藩对丁日昌的评价，竟是如此不堪。

　　在当时的人看来，丁日昌出自曾国藩之门，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是确凿无疑的。而在曾李的湘淮集团中，丁日昌是非常重要的一员。咸丰十一年三月，丁日昌在担任庐陵县令时，受到太平军的攻击，因失地之责而遭到免职。之后他上书曾国藩，直言漕运、吏治等问题,受到曾的赏识，从而被延请入幕。丁在曾的幕府里，停留的时间也就半年多一点。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丁就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据《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丁雨生（丁日昌字雨生）笔下条畅，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愿去，恐亦不能至弟处，碍难对少荃也。李鸿章当时带领初创的淮军进驻上海，曾国荃领军围攻太平天国的天京，两位主将都想延请丁日昌帮忙，从侧面也印证了曾国藩对丁日昌的评判：丁日昌果断干练，处理事务条理清楚而通畅。曾国藩对他是当作人才来看待的：一是奏请朝廷开复其原官，二是派遣丁到广东筹集饷项。同行广东的另外八人也是从一两百人的幕府中选出来的优秀人才，其中就有后来官居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曾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丁日昌去历练一下，日后量才使用——此举颇显培才之心。对于曾的恩情，丁日昌是铭记在心的。哪怕他后来任江苏布政使之职（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乃至位列江苏巡抚，也自称受业弟子，对曾执弟子之礼，接受他的教导。曾国藩对丁日昌的批评，未免让人不解。

　　如果真要找到“诈人” “宵小”的理由，或许也不难。其一，到广东之后不久，丁感到曾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很晚才入曾的门下，未必能有大的发展空间，快速升迁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经世之志，需要一个更好的平台。此时在上海站稳跟脚的李鸿章，除了赏识丁的才能，构筑自己的权力体系也需要得力人手。在书信来往中达成了一致后，同治二年春，李鸿章咨调丁日昌，未成；八月，李转而用专折向朝廷奏调，获得准许，丁、李如愿以偿。

　　但在曾国藩看来，丁从“不甚愿去”，到后来主动希望前去，前后判若两人。为啥？无非是之前李鸿章前途未卜，现今是淮军对太平军连战连捷，前途一片光明——这不是 “诈”么？李鸿章就曾经在曾国藩祁门兵败处境艰难之时，以不同意弹劾败将李元度为由自请离开，引起曾国藩的不快。虽然后来重新回归，但曾就认为他“不可同患难”——现在似乎又是旧事重演。曾国藩做事，都以“诚”字作为原则，虽然丁日昌只是想经世济时，但无法左右曾的想法。

　　其二，在丁日昌担任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期间，为了澄清社会风气，他下令严禁“淫词小说”，其中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在《能静居日记》记载里，曾国藩与赵烈文对丁此举多有调侃，认为丁日昌是在捞取政治声誉——事实上朝廷是以此向全国推广而丁氏名扬全国。而丁刊印《圣谕广训》和《胡文忠公遗集》分发给下属，曾国藩则认为丁这是讨好皇帝和作为上级的自己——湘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湖北巡抚胡林翼（谥文忠）粮饷和兵力等方面巨大的帮助。曾国藩对胡林翼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其评价甚高。但丁日昌“投其所好”的行为又一次碰触了曾国藩“诚”的底线，则又近乎“宵小”了。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来，丁日昌以上的做法，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然而，对于理学家，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来说，这都不是小事（比如他也曾指称李鸿章“拼命做官”）：他对己对人的要求很高。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其于日记中写道：

　　申初，拜客二家，至海秋家赴喜宴，更初方归。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

　　同乡好友陈岱云（海秋），娶了个小妾，他赶过去喝喜酒，席间不免调笑了一番。当时小妾地位低下，士大夫们的做法尚属正常，然而曾却责骂自己“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每日三省己身，时时处处以道德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同时希望以此来澄清污浊腐败的官场和修复被洪杨拜上帝教（太平天国）所冲击的儒家文化——作为“受业弟子”的丁日昌，在隐秘的私人谈话里受到严苛的指责，事实上也不算什么。在无法否定赵烈文所写的内容真实性的情况下，喜爱丁日昌的人们倒是替他“虚惊”了一场。

　　（刘子阳 冯丹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