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哺育我成为作家
●杨新乔
由于家庭贫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只读到初中毕业便不得不辍学了。1949年秋，由亲戚介绍我到一间只有十多个学生的山村小学教书。但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只教了一学期便被辞退了，只好又回家抡起了锄头。
严酷的现实让我深刻认识到：读书，才能获得学识，提高文化水平，改变命运。
我的一个堂兄是个教师，他家藏书很多，《三侠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满箱满柜，我常常搬出来读。越读越有兴趣，晚上读到半夜，甚至放牛也带着书去。一次，我只顾看书，牛吃了人家的番薯苗也不知道，给人骂了。为了找书读，几次我竟步行五十多华里到县图书馆去借书。
当我在家务农时，恰巧村里小学缺一名教师，校长见我这么爱读书，竟然请我去代课。课余时间，我开始学习写作了。当我读了一些小说之后，常常好奇地想：那些作家真有本领，能写出如此活生生的人物，离奇曲折的故事来！于是，自己也模仿着写起小说来了，还把“作品”寄到一些报刊编辑部去。遗憾的是，稿件却像喂驯了的白鸽那样，一封封飞了回来。在退稿面前，我苦恼极了，难道自己真不是写作的料吗？不，我不信！只要虚心学习，刻苦钻研，相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作品来。
一次，我买到一本《把一切献给党》，是吴运铎写自己忠心耿耿为党奋斗的故事，书中他刻苦学习文化的情节深深感动了我。他写作时常常碰到不会写的字，就用一个个符号标明，然后再请教人家。结果他写的东西全是别人看不懂的符号。我想：吴运铎文化水平这么低，还能写出文章来，我就不能吗？于是，我下决心努力学习。
凡是文学作品和写作知识的书，我都拿来看，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还做了学习笔记。当时的报刊很少，但我还是用微薄的工资订了《文艺学习》《广东文艺》《萌芽》《工农兵》等四五种杂志。读过这些书，通过慢慢的积累，我才学到了一些文学基本知识。我茅塞顿开，仿佛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就这样，我边学习边写作，水平逐渐提高了。常常在县报上发表作品。1957年，我被调到《五华报》工作。真凑巧，这时我的小说《猪大姊》在《广东文艺》发表了，接着，小说《移坟》又在上海的《萌芽》发表。这对我来说，着实是极大的鼓舞，再次让我深刻体会到读书的重要性。
1962年冬，省作家协会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通知我前去学习，让我更系统地学到了文艺理论，聆听了欧阳山、秦牧等老作家的教诲。从此，我坚持边学习边写作，虽然“文化大革命”时我遭到冤屈，但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对创作的迷恋。1982年我终于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成为我县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作家。
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天不读书，我心里就感到空虚。
退休之后，我常常应邀到许多中学上文学写作课。备课就是学习，要引经据典，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就不免要阅读许多文艺理论书籍，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写出讲稿。我到十多间中学讲课五六十场，讲稿就积累了好几十本。这些讲稿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写作知识，我出版的《文学写作浅谈》一书，其实就是我的学习笔记。此书出版后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不得不再版发行。
六十多年来，我坚持读书、写作，在20多种报刊发表了400多万字作品，出版了10部著作。在我的带动下，全家大小都喜欢读书，2016年我家光荣地被评为“全国书香之家”。
读书，能增长才干，可改变人生。
（本文获“书香五华读书月征文”成人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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